朱陸異同論的歷史形態考核
作者：徐公喜
共享空間來源：《江淮論壇》2015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仲春廿三日丙子
耶穌2016年3月31日
【作者簡介】徐公喜，上饒師范學院朱子學研討所，江西上饒 334001 徐公喜(1965- )，上饒師范學院朱子學研討所、江西省2011朱子文明協同創新中間傳授，重要研討標的目的：朱子學與宋明理學。
【內容撮要】朱陸異同演變的脈絡牽涉朱學與陸學彼此的糾結與轉變、融化。依照時間的發展梳理其脈絡，可以將其歷史形態總結歸納綜合為朱(朱子)陸(象山)之辯、門戶之見、朱陸之和、遲早之爭、方式之變等五種。分歧的歷史形態在時段上往往又有必定的穿插，且歷史形態特征也并不完整依照統一意義理路加以區別的。
關鍵詞：朱陸異同論/歷史形態/義理/方式論
標題注釋：2013年個人空間度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朱子學學術史”。
“朱陸異同”是中國學術思惟史上極為主要的討論課題，從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鵝湖之會綿延至今八百多年，其間研討者不勝枚舉。朱陸異同不僅是難解的論題。並且圍繞朱陸異同所衍生的學術問題與思考，可以說是懂得南宋以來學術發展的一條極為主要的線索。誠如清代章學誠所言：“宋儒有朱、陸，千古不成合之異同，亦千古不成無之同異也。”[1]54對朱陸異同論這一學術現象的研討，不克不及僅僅將朱陸之異或朱陸之同作為一個孤立的觀念系統，而應與時空、個體與學派以及社會政治文明等諸多層面結合起來對待。為此，本文在總結後人研討結果的基礎上，將朱陸異同論的發展軌跡歸納綜合為發軔、異化、融化、流變、鑒證等五個演進歷程，并將其在分歧進程中所呈現的歷史形態總結歸納綜合為朱(朱子)陸(象山)之辯、門戶之見、朱陸之和、遲早之爭、方式之變等五種。同時需求說明的是，由于學術界對于交流朱陸異同的相關史實已經有了比較廣泛的梳理，并為節省文章篇幅。本文將著重勾畫朱陸異同論之歷史發展年夜勢，而對學界共識性的細節將直接引述而不作進一個步驟考證。
一、朱陸異同論的發軔：朱陸之辯
“朱陸異同”的原初形態就是“朱(朱子)陸(象山)”之辯，其后之各種形態的瓜代演進莫不發軔于此。
陸九淵兄弟在南宋理學發展史上異軍崛起，令許多學人為之側目。尤其是其論學方法惹起了學界廣泛的興趣，朱熹、張栻及呂祖謙三人更是對此表現了高度的關切。朱熹、呂祖謙等人對陸氏兄弟所抱持觀念覺得憂慮，呂祖謙乃積極促進朱陸鵝湖之會，并等待陸氏兄弟能改弦易轍，很惋惜目標沒有達成。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鵝湖之會論講之后，“朱陸異同”的問題乃浮出水面，并有越演越烈之勢。是以，鵝湖之會便成為朱陸異同論正式構成的歷史標識，并為以后的種種學術爭辯揭開了尾聲。只是此時的“朱陸異同”問題，有其沉潛幽昧而需求特別予以闡明之處。
起首，鵝湖之會時，雖然陸九淵與陸九齡兄弟二人配合與朱熹論辯，可是“朱陸之辨”中，二陸在思惟上亦經歷過異同的變化，陸九齡朦朧游離于陸九淵，在鵝湖后幾年舞蹈場地慢慢向朱熹靠攏，象山門生曹立之、萬正淳等又相繼與朱子講論，并逐一歸向朱子，致使“朱陸異同”的原初形態呈現著朱子與象山兩者之辯。特別是自張栻、呂祖謙相繼過世，朱子與陸象山之間的學術關系，由于不再有與雙方位置相當的人物居中緩頰，于是演變成直接對立的場面，“異同”問題慢慢擴年夜。故而全祖看云：“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2]985
其次，朱陸異同論在朱熹陸九淵及身之時，重點在“異”而不在“同”。所以在鵝湖會后之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在《答項平父》一信中起首就本身與陸象山之“異”進行了歸納綜合總結，其言曰：“大略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常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誣捏事理，遮蓋不願放下。而熹自覺雖于義理不敢亂說，卻于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往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3]2540朱熹此言，不單將其與陸氏之差異和盤托出，其所拈出之“尊德性”與“道問學”二事，更成為此后學人辨別朱陸相異的焦點點。后來當吳澄試圖和會朱陸時，就是要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獲得一個均衡。雖然朱熹此時也開始思慮朱陸之間的差異，并提出“往短集長”的意見，不再堅持己見，但是并未獲得陸象山好心回應。后來的無極太極之辯，則使兩人意見的相左更劇。
當然，朱陸二人也都曾有過和同之意，可是等待的方法卻不盡一樣。陸九淵認為有異有同是極為恰當的，這般才幹在彼此磨合中獲得最完滿的歸向。陸象山把這樣的設法告訴朱熹：“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相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分歧，在同道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商討，期歸于一是之地。”[4]朱熹卻認為：“全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許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磋商，務求實是，乃有歸者。如不克不及然，而但于匆遽急切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服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許之言安靜戰爭，寬洪長久，猶有正人長者之遺意也。”[3]1564雖然朱熹回應陸象山的言論，一向以來是朱熹所追尋的目標，不過朱熹與陸象山分歧之處在于，陸在對立的意見中，可以包涵正反并存，可是朱熹卻堅持全國事理只要一個面向，非正即負，不克不及不判別個事理。雖然都贊成有分歧設法可以商討揣摩，但雙方在和同的結果上又各有堅持。
自鵝湖之會后，由于朱熹與陸九淵二人的諸多觀點總是爭執不下，所以和統一事總是無法實現。此時，朱陸之辯雖蘊育了朱陸之和的端緒，但無形中也成為導引朱陸門戶之爭的引線。朱陸過世后，門人門生也試圖會同二人之說，卻不知不覺演變成門戶之爭。並且，強烈的攻會議室出租訐也導致兩派學人漸行漸遠，而底本的“朱(熹)陸(九淵)”異同也漸漸轉化成為“朱(學)陸(學)”異同。
二、朱陸異同論的異化：門戶之爭
朱陸異同論的發生演進當然是肇因于朱陸學術內涵最基礎的歧異，但同時也是“門戶爭持”的產物，甚至可以說恰是門戶之爭使得朱陸異同論的學術性產生了某種水平的異化，成為朱陸異同論不斷演變的動因之一。
鵝湖之會后，朱陸之爭構成，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門人門生亦于臺下暗暗較勁，一爭短長，捍衛師門之意躍然。朱熹有鑒于此，乃在《答諸葛誠之》一信中試圖化解，其言曰：“愚意比來深欲勸同道者兼取兩家之長，不成相輕詆舞蹈場地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竭力于吾之所急。……義理，全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于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小樹屋忿詞，如對仇敵，吾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3]2539也許在朱熹看來，異同之爭乃本身與陸象山之事，身為學生門人，只需“竭力于吾之所急”，不用要為了維護師門而與人爭論不休。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陸九淵《與唐司法》一信中，也提到門戶之爭的問題：“第今時人偏黨甚重，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游，尤不愿聞者。今時師匠，尚不願受言，何況其徒茍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茍私門戶？理，乃全國之正義，乃全國之齊心。圣賢之所以為圣賢者，不容私罷了。舞蹈教室”[5]按陸九淵之意，他顯然對“門戶”的構成相當不認同，且明確表現不喜歡學者私立門戶。
只是當一代年夜儒往世，門生為其師而定一尊，門戶派別便逐漸構成。並且，朱陸最後的門戶之爭，并不是直接針對學術理論觀點“異同”問題而展開的論辯。朱陸門人對于諸如尊德性道問學、簡易支離等朱熹與陸九淵關切討論的議題并沒有年夜幅討論，朱陸門人較為關心的，反倒多是學風流傳所產生的弊端。朱陸身后，門人繼之而起，各自闡發師說，形成朱子學與象山學蓬勃發展的局勢。
同時，朱陸共享會議室活著之時學于朱、游于陸，以及在某處求道再轉至他處問學者，年夜有人在。“由朱轉陸”或是“由陸轉朱”，是朱熹與陸象山活著時便有的情況。而由于當時講學風氣盛，學者可不受拘束往來學習，是以“由朱轉陸”或“由陸轉朱”是很平凡的工作，朱陸身后，再傳門生師事多人的情況也屢見不鮮。“由朱轉陸”或“由陸轉朱”多只是就學問路向來觀察，不觸及門戶問題。
在宋元時期以朱陸為重要脈絡的學術佈景下，朱陸各自樹立了一套思惟體系，在授受的過程中產生變異。朱陸門人汲取另一方的學說，反應了分歧的學問態度與學術傾向的轉向，呈現“由朱進陸”、“由陸進朱”狀態，對此，朱陸門人或許認同、或許反對，認同者便會開始反思朱陸會同的方法，反對者則會對另一方采取批評的言論，門戶之爭便起。這樣的氣象，恰被視為朱陸流弊之一，雖然這些也是流弊導致朱學轉變與朱陸和會產生的緣由。因為代代傳承，難免產生諸種流弊，于是朱陸異同的爭論，便又被門人后學從頭提起，而成為門戶之爭的主題。
在此后的學術歷程中，由于對“朱陸異同”的關注水平及對朱陸義理形態認識的差異，導致學人在朱陸之間所作出的價值選擇的分歧并形成門戶的爭持。如明代程敏政、王陽明等主張朱陸“早異晚同”，而陳建則站在朱熹立場對王陽明《朱子暮年定論》加以抨擊。[6]113-114及至清代，李紱則從宗主陸王的門戶立場編《朱子暮年全論》，又惹起宗主朱子學的王懋竑之反對。對此，黃宗羲總結為“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2]1885-1886。章學誠則不無同情之懂得，認為“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情面之常也”[1]262。
三、朱陸異同論的融化：朱陸之和
朱陸身后，門人后學為尊其師而交相排擠，于是門戶之爭使得雙方壁壘清楚，論辯紛出，歧異益顯。而學術傳承衍生流弊，讓朱學陸學之“異”更形擴年夜，同時也引發不少舞蹈場地學者的反思，“和”的思慮應運而生。特別是吳澄的朱陸和會思惟，更提醒朱陸異同論進進瑜伽教室到一種融化的歷史形態，只是此種融化的狀態，隨著趙汸明確提出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消失，并影響后來明清時期的“早異晚同”與“早同晚異”之爭。
早在吳澄之前，朱陸自己及其門生就曾在彼此溫和的氣氛下，有過息爭會通的盡力。如黃榦藉由心性理氣的角度，說明尊德性與道問學本是一體兩面、高低一貫、由內而外，將兩事合而為一，這可以說是朱熹長久以來所期盼能“往短集長”的最佳境界。[7]陸學門人如袁燮也曾試圖求取朱陸問題的均衡點。[8]隨著朱陸異同問題的異化或復雜化，在朱陸后學之中，共享空間有關會同朱陸學術的思慮便越來越多。①例如時稱“朱陸奸臣”的龔霆松，學術源自陸學，有鑒于朱陸后學相互爭持，有興趣停息兩家學術紛爭，于是調和朱陸兩家意見，采擇朱陸“四書”詮釋而作《四書朱陸會同注釋》。[9]這種“會同”的思慮以及“著作”的情勢，也為后來學人供給一條討論“朱陸異同”的途徑。
就吳澄自己來說，他教學場地所主張的朱陸“會同”，是因眼見朱陸后學積弊已深、學風頹敗，為補救時弊而鳴，試圖從頭回歸原點個人空間教學以力挽狂瀾，故而在朱陸異同的問題，他還是能夠以一種樸質的態度，拋棄“引朱進陸”或“引陸進朱”的傾向，不偏不袒，從實際的觀點切進而求得朱陸學問的溝通。朱熹、張栻雖有先見之明，起初便提示學者切勿只著重一邊，但當時情況尚未發生，其言論只能說是未雨綢繆。吳澄則試圖將兩者截長補短。
繼吳澄之后，重申“朱陸和會”者為鄭玉。鄭玉之學有著濃厚的朱學佈景，是以他在倡導朱陸和會論時，很天然的會被劃進朱學的脈絡中。但鄭玉與吳澄一樣，在談論朱陸時，往往對學術的弊端年夜加撻伐，并且對門人間彼此攻擊、制造門戶的差異一事，深表痛惡，對朱熹與陸象山保有必定的愛崇。鄭玉認為朱陸之間是殊途同歸，可是他并沒有沿著吳澄思惟往關注“尊德性”與“道問學”、生命之學，而是確定了朱熹與陸象山儒學傳承者的位置，指出，雖然朱陸彼此論點聚會場地分歧，但均是走圣賢路途，所以“年夜本達道瑜伽場地，無有分歧者乎”，只是“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人之涂有分歧爾”[10]。吳澄、鄭成全為“朱陸和會”的先聲，在朱陸兩者間求取均衡，著眼點雖有異，但目標雷同，《師山師長教師鄭公行狀》說“與臨川吳師長教師所著如合符契”[11]。別的，同時期出生象山學的劉壎也說：“鵝湖之集易簡支離之詩，文公不以為忤，后來一等抑揚過當，殆不成信，蓋亦門人門生有分朋植黨挾思取勝者。其實二師長教師未嘗立異也。”[12]劉壎作《朱陸》篇、《朱陸合轍序》，其意亦在調和朱陸。由此可見，當時不論是朱子學或象山學門人，對于部門好在門戶間互爭高低者，均頗為憂心。而這也顯示出，在朱陸學說百年后，學者已能在反思朱陸后學流弊的基礎上，盡求解決之道，于是調和、和會之說，漸成為學者的思慮標的目的，欲將兩方合而為一的企圖也就更為迫切。
自吳澄以尊德性與道問學作為朱陸和會的基調后，贊成和會并提出和批準見者，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而趙汸更是將“和會”推向極致，承認了朱陸之間可“異”、“同”并存，但又以“同”為最后歸向。趙汸將朱陸異同，從頭回溯到朱熹與陸象山身上。有別于吳澄、鄭玉針對朱學陸學流弊而發的“和會”論。趙汸將和同的構想置于“暮年”，確實是發後人所未1對1教學發，趙汸在吳澄所提出的和會朱陸基礎上，提出朱陸“早異晚同”論，也可說是教學“朱陸和會”論的轉型，基準點仍以和為貴，對朱陸學說之異同注進新的詮釋性命。
百年來的聚訟，眼看就在一片“同”聲中，要完滿閉幕。但是，恰是趙汸所提出的朱陸“早異晚同”論在必定水平上啟迪了明清時期“早異晚同”與“早同晚異”之爭。從趙汸“早異晚同”開始，朱陸異同論卻又一次進進流變的歷程。
四、朱陸異同論的流變：遲早之論
在元代，因學者倡明“和會”，似乎使朱陸問題在此獲得一個相融的管道，趙汸所提出的“早異晚同”說，更對朱陸之間采取客觀的會同方法，並且這樣的說法，最後是獲得認可的。明代程敏政編纂《道一編》一書，即贊同趙汸“早異晚同”的見解，程敏政將朱熹學說分為早中晚三段，認為朱熹早年對陸象山是勢如水火，中年則是疑信參半，到暮年是完整相符。[13]后來，王陽明之《朱子暮年定論》刊刻，同年亦有《年夜學古本》與《傳習錄》排印。在《朱子暮年定論序》中，王陽明自述為講座場地學歷程，強調其“親身經歷根究”后所得的體悟，又說“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王陽明還提出朱子所著之集注與或問，“乃此中年不決之說”，且朱熹是“晚歲已年夜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雖未明言任何有關朱陸異同的言論，但隱然以“早異晚同”為立論基點。[14]161由此可見王陽明主張“晚同”說，其實是有興趣在調和朱、陸之余，以朱學來證成己說。而由于王陽明的影響所及，在陽明學出現后，朱陸異同的焦點由“朱陸”轉向“朱王”，陸九淵的抽像漸被王陽明所涵蓋，但“異同”的概念卻依舊持續，并為人所探討。王學門人后學更是促使底本“朱陸異同”逐漸轉向“朱王異同”的形態。于是朱陸異同在陽明以及門人后學的眼中，又是另一方法的結合。②這此中，既有和會的特征，卻又深具門戶的原因。
風趣的是，《道一編》與《朱子暮年定論》采用“早異晚同”說引來了一片反對聲浪，除了陳建作《學蔀通辨》駁斥且提出朱陸應是“早同晚異”，亦有程曈《閑辟錄》反對“早異晚同”的言論。陳建在《學蔀通辨·總序》中說：“由佛學至今，三重蔀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雜而莫辨也。……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后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圣賢正學不成妄議之實終焉。”[6]110陳建從“儒釋之辨”的角度厘清“朱、陸(王)”，提出“早同晚異”以與程、王“早異晚同”對壘。陳建認為：“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成強同。……(朱子)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只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藥之也。惑者乃單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于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辨。”[6]113-114可見，陳建辨“朱陸(王)異同”并主張“早同晚異”，此中雖不無可議之處③，可是指出朱、陸各有“定論”、“不成強同”，嘗試回歸朱、陸各自思惟立場，厘清爭議，而“單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于象山”，卻也是對“(朱子)晚歲固已年夜悟舊說之非”說法最無力的批評。[15]
程曈《閑辟錄》一書，正德十年(1515)編定，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才刊刻，書前有云：“朱陸之學始終分歧，具見兩家年譜及文集語錄中，夫何草廬吳氏創為遷就調停之說，篁墩程公又繼為始異終同之書，由是遂成千古未了之公案，歷世不決之疑獄。”[16]程曈不贊成“早異晚同”之說法，反倒以為朱陸之見本來就分歧，各有各的定論，不需強同。
對于明代“朱陸異同”的討論，《四庫全書總目》評議說：“朱陸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朱學之拘；正德以后，則朱、陸爭詬；隆慶以后，則陸竟勝朱，又久而厭陸學之教，則仍申朱而絀陸。講學之士，亦各隨風氣以投時好。”[17]“是朱非陸”、“是陸非朱”，彼此消長，而“各隨風氣以投時好”的學風，更難以釐清“朱陸異同”的不合。但年夜體而言，“早同晚異”或“早異晚同”乃是在“朱陸異同”脈絡下所出現的一次全新的觀點與會同方法，但這又牽引出“引朱進陸”或“引陸進朱”的朱陸糾葛，蘊躲著朱陸門戶之爭的意義。在“朱陸異同”的學術脈絡中，遲早之論確為繼宋元朱陸和會之后所發生的一年夜主要轉變。
五、朱陸異同論的鑒證：方式之變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在朱陸遲早之爭中，為印證朱陸“早同晚異”或“早異晚同”，采用了對比朱陸文本元典的方式，無意中又開啟了朱陸異同研討的方式之變。王陽明之《朱子暮年定論》的考據顏色從其自序中可見，他說：“其(朱子)晚歲故已年夜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成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此中年不決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矯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于朱子常日之說猶有年夜相謬戾者，而世之學者局于見聞，不過持循講習于此。”[14]88-89王陽明所編輯的34封書信雖然有考證方面的掉誤④，對此，陽明也慷慨承認，但他還是進行了辯解——“中間年歲遲早，誠有所未考。雖不用盡出于暮年，固多出于暮年者矣。然年夜意在勉強調停，以明此學為重。”[18]可見，陽明的關注點并不在每一封書信年月的考證上，而是在整體書信所提醒舞蹈教室的思惟義理上。王陽明之后，陳建《學蔀通辨》繼續以考證編年的情勢，選擇朱熹相關書札，指出陽明教學和程敏政在考證和取材上“顛倒遲早”之錯漏，力證朱熹“早年常收支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中年始方識象山，其說多往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暮年始覺其弊，而功之力也”、“朱、陸暮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后，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6]111
陽明與陳建為后人以文本考證性思緒解決“朱陸異同”問題開辟了一條嶄新的方式論路徑。朱陸異同論的歷史進程轉進到了方式之變階段，這種變重要是指，明中期以來特別是清代學人通過研討方式的更換新的資料以圖回歸朱陸文本元典以考辨朱陸異同問題，義理問題的爭論與考據學聯系在一路。⑥王陽明對朱熹信函的編輯可算是這種鑒證式研討方式的開端，自他以后，學人們開始廣泛采用文獻考據的方式來剖析朱陸異同問題，在清代達到了講座場地頂峰。無論是朱門學者，還是陸門學者，他們更是將“遲早”之考推進到細微極致之境，試圖將朱熹平生的為學歷程考證明白，以明朱陸是“同”還是“異”。
李紱是清初陸王學派的典範代表，他對“朱陸異同”亦有深刻研討。李紱乃陸氏鄉人，嘗撰《陸象山年譜》二卷，以申陽明之說。但李紱又以為陽明《朱子暮年定論》罐漏百出，而陳建之書于朱子之論，援據未全，且語錄出于門人所記，未足以為依據。由此，李紱從朱子正集、續集及別集中，選取既經考定為50歲至71歲與人答問、講義題辭之類凡三百余篇，排比編次，逐會議室出租條各家教附考證論辨于下，稱為《朱子暮年全論》。《全論》防止了《定論》疏于考證之誤，所為論辨，亦多客觀公允而具說服力。⑤
作為朱門學者的王懋竑(1668-1741)，與其他學者僅著眼于“遲早”之辯分歧，不再僅僅著眼于朱熹暮年之思惟，而是試圖詳細考訂朱熹平生的為學歷程。王懋竑此舉意圖非常了了：假如平生的為學歷程都提醒明白了，所謂的“早年”、“暮年”當然就所有的囊括進往了，這般“朱陸異同”長短是曲天然一目了然。《朱熹年譜》這本書超越了“朱陸異同”問題自己瑜伽場地，而把視野擴年夜到朱熹平生的為學歷程上。在這過程中，王懋竑很好地做到了把考據論證和義理剖析結合起來。該書在考證上的精細水平正如梁啟超所說，“盡力搜羅客觀事實，把年代日調查得清明白楚，令敵派更無強辯的余地”[19]。至于在義理剖析上，王懋竑對朱熹文獻潛心涵泳，“沒有一個字不經過一番心，並且連字縫間也不放過”[20]，力圖逼真掌握文義。
在李紱與王懋竑之外，清代學者對于朱陸學術之異同也有考辨。朱門學者夏炘共享會議室有感當時治朱學之弊病而作《述朱質疑》以希冀厘清朱熹思惟遲早發展歷程，進而了了“朱陸異同”問題。該書在私密空間考證上雖不如王懋竑精細，但夏炘能采用義理剖析的方式批1對1教學評李紱的《朱子暮年全論》，證明朱熹暮年并沒有轉向陸學。張夏則撰《洛閩源流錄》十九卷，取有明一代講學之儒，分別其門戶，年夜旨闡洛閩之緒而力辟新會余姚之說。此書以程朱之派為主，而于陸氏之派亦節取所長。以示不存門戶之見，意圖頗深密。王宏撰《正學隅見述》，格物之說以朱子所注為是，無極之說則以陸九淵所辯為是，持論甚為平允。雷錠作《讀書偶記》三卷，年夜旨以朱子為宗，然能不競門戶。並且，更為可貴的是，一些學者已經能夠從門戶之爭中解脫出來，從更為廣闊的佈景上來對待朱陸學術論爭的社會意義，此中最值得一說的是乾隆時的鄭之僑和他的《鵝湖講學會編》[21]。
歸納綜合而言，王陽明“朱子暮年定論”的文本和考證研討方式為許多學者供給了榜樣，王陽明在朱陸之爭中的著名對手羅欽順也宣傳“追溯根源”是解決朱陸異同的主要途徑，并且為捍衛朱熹“性即理”，反對陸九淵“心即理”，他援用了數段典籍來支撐本身的觀點，而李紱與王懋竑更是嘗試從考據進手以解決朱陸遲早異同的爭議。在此之外，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都以王陽明為榜樣而投身于儒家文本的考證實踐，這竟引發了理學內部的爭辯向經學考證轉變。江永就是“通過對傳統儒家經典的發掘和詮釋，從頭理清和闡釋圣賢之道”[22]。當然，由于這些考證依然是為義理服務的，所以在清代考據學者中仍難免存在朱陸的對壘，由此開啟了一段學術公案，對此余英時有較詳細的討論，此不具述。⑦
同時，從思慮朱陸異同論的方式而言，明清之際雖然經歷了從義理剖析到考據論證的轉變，年夜體卻還是儒學內部對朱陸學說論辯。進進20世紀以后，隨著西學東漸的日益小樹屋加深，朱陸異同雖仍在分合之中被國內學者幾回再三說起，但這些討論已不是儒學內部的分際，更多的是一種西學方式論映照下的論述，因為學人們廣泛是從東方哲學、史學等現代學科以一種多元的視角來從頭審視朱陸異同論問題。
朱熹與陸九淵活著時，雙方學術已經存在差異。在學術史上則年夜致以“性即理”、“心即理”或“尊德性”、“道問學”來區分朱熹與陸九淵二人的不合地點。而就“朱陸異同”的議題來看，宋代以后的學術發展過程中，尊朱貶陸或尊陸貶朱，每一時代都有學者支撐，也有各自學術上的體證與選擇，構成紛雜萬真個現象，但是此是彼非之間，常常成為歷來學人盡力衝破之處。而在儒學發展中，對于朱陸相爭等問題的討論，則在辯證與消長的過程中，影響或推進了中國學術的走向。研討者或因分歧研討方式取徑與立場，或是援取理論、關注面向的分歧，對于“朱陸異同”的觀點，往往甚為不合，但無論是支撐還是反對，紛擾之中，加倍證明此一議題乃是每位學人無可回避的問題。當然，朱陸異同演變的脈絡牽涉朱學與陸學彼此的糾結與轉變、融化，其間年夜致可以依照時間的發展梳理其脈絡，將其在分歧進程中所呈現的歷史形態總結歸納綜合為朱(朱子)陸(象山)之辯、門戶之見、朱陸之和、遲早之爭、方式之變等五種。可是，分歧的歷史形態在時段上往往又有必定的穿插，並且在時間之外，空間也是與時間交織在一路而影響朱陸異同論之演進變遷的一個主要原因，也就是說朱陸異同論的歷史形態實則有著明顯的地區性分布，而關于這一點，顯然值得另文探討。
【注釋】
①有關元代“朱陸和會”的討論，可參唐宇元：《元代的朱陸合流與元代表學》，《文史哲》1982年第3期，第3-12頁。
②由“朱陸異同”轉向“朱王異同”的討論，可參戴景賢：《論陽明與象山思惟之關連及其差異》，氏著：《明清思惟史論集》上編，噴鼻港中文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第128-138、141-144頁。
③蔡龍九即指出陳建《學蔀通辨》掉誤之處有：批評的條教學場地件與過程錯誤、對“同異”處理不清楚、對陸王思惟把握不清楚、論證有用性缺乏。參見氏著：《論陳建〈學蔀通辨〉之貢獻與掉誤》，《“國立”臺灣年夜學哲學評論》2008年第36期，第179-188頁。
④如羅欽順指出陽明有考證之誤，認為他把朱子中年之說當作暮年之作，并且還私行增字以引導讀者認定朱熹肯認《集注》、《或問》之中年不決之作。參見(明)羅欽順：《與王陽明》，見《困知記·附錄》，中華書局1990年。
⑤黃進興指出，《朱子暮年全論》是當時考證學家應用實證法的典範代表，李紱則是把朱陸異同從一個哲學問題轉移到文本問題的極好例子，其研討風格的顯著特徵在于他傾向于用文獻方式來剖析、解決學術問題。參見黃進興：《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郝素玲、楊慧娟譯，江蘇教導出書社2010年，第102-112頁。關于李紱與《朱子暮年全論》的基礎信息還可以參見徐公喜：《李紱與〈朱子暮年全論〉》，《上饒師專學報》，1999年第5期。
⑥陳林將“朱陸異同”學術史所發生的這種轉變稱之為“由義理思辨向義理思辨與考據考證相結合的內在發展理路”，參見陳林：《義理與考據之間：“朱陸異同”學術史的內在發展理路》，《求索》，2015年第4期。
⑦關于宋明理學轉向清代考證學的內在理路，可參見余英時：《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論》，《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惟史研討》，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及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惟史》，《中國思惟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國民出書社1998年。亦可參加候宏堂：《“新宋學”之建構：從陳寅恪、錢穆到余英時》，安徽教導出書社2009年，第410-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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