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目：此信寄自巴黎？——從王重平易近致胡適的一封信說起
（一）
近日，筆者從教學場地頭細讀《胡適王重平易近師長教師往來手札集》（2009年，以下簡稱“手札集”），此書約在六年前翻過電子版，2017年又補進紙本，卻直到本日才認當真真讀過，頗為忸捏。
《胡適王重平易近師長教師往來手札集》
手札集共收胡適、王重平易近等人往來手札（包含草稿和抄件）兩百五十三件，可謂古代學術史的主要寶庫之一。該書編排方法以時光為序，讀來甚為明朗。書中第1頁是王重平易近致胡適函，原文如下——
躲暉師長教師：
接友人信，得知現狀，至慰。重平易近在此，蒙親友照料，頗為安逸。俞公惠贈三令嬡，為未來赴美費用，尤為可感。應帶行裝，周內即可收拾完竣。惟俞公先容信尚未到，想必有便人，方能帶來也。亟看下月二旬日前后能離此，則蒲月二旬日以前能抵華盛頓。若遇Hummel，能趁便請其肯發給劉求學密斯蒲月份生涯費，最佳。袁館長因事，日內即離此矣。余容后報，即請
道安！
后學重平易近拜啟。
三月廿九日
王重平易近致胡適函
此信的原始出處應為《胡適遺稿及秘躲手札集》（1994年）第二十四冊第134頁，除題名每日天期外，信紙上并未有任何標注可指來歲代，又無信封保存。手札集將其系于1939年，并注明“此信寄自巴黎”，這一不雅點應是秉承1979年《胡適交往手札選》中冊的舊說（408-409頁），后又在《胡適交往手札選》2013年版（中冊，695頁）中再一次表現。除此之外，臺北胡適留念館“胡適檔案檢索體系”也依手札集將此信回于1939年。以上各種，對該信的撰寫時光和地址在海峽兩岸似已成為“共鳴”。
“胡適檔案檢索體系”
（二）
1934年9月28日，王重平易近抵達巴黎，此后近五年的時光里重要在法國國度藏書樓從事編目、研討任務，并遍訪法、英兩國所躲敦煌經卷、上帝教來華人士著作等。1938年5月，王重平易近攜夫人劉求學赴英倫，與在此留學的夏鼐頗多往來。翌年3月25日，夏鼐“下戰書赴王重平易近君處茶聚，朱慶永君亦在座，幫著王君搬行李”（《夏鼐日誌》，2012年，第二卷241頁），故筆者以為3月29日王重平易近佳耦極有能夠回到了巴黎；而同年3月28日，吳宓赴柿花巷北平藏書樓昆明處事處訪袁同禮，談私事（《吳宓日誌》，1998年，第七卷12-13頁）。將此二人日誌彼此參照，不難發明信文中“袁館長因事，日內即離此矣”一句與按語“此信寄自巴黎”直接牴觸，難以自相矛盾。
王重平易近像
王重平易近一家合影
1939年6月初，王重平易近有夢熊之喜，夏鼐將此事記在11日的日誌中（《夏鼐日誌》第二卷248頁），并寫打油詩慶祝“恭賀巴黎友三翁，慶獲麟兒小史公。不曾試啼知英物，第一版精槧日分歧”。6月20日，王重平易近自巴黎致信袁同禮，他寫道——
守和吾師：邇來無多新聞，實因在家事忙，與外人接觸較少也。本日由病院先容一女仆，關照小孩及劉密斯數日，明日生又可任務如恒矣。……美國之事，已算十二分斷定，路費百元已寄來，法內部兩船票前已答應，刻已選定法郵船Normandie請內部代訂艙位，八月二十三日開，二十八日抵紐約，二十九日或三旬日即能到華盛頓矣。
1939年6月20日，王重平易近致袁同禮信
“美國之事”指王重平易近受國會藏書樓西方部主任恒慕義（Arthur W. Hummel）約請，攜家屬前去華盛頓協助該館編輯中文善本書目。而據8月30日王重平易近自華盛頓寫給袁同禮的信可知，其赴美過程確切與6月20日信中估計的完整分歧。是以，“若遇Hummel，能趁便請其肯發給劉求學密斯蒲月份生涯費”，也盡無早于1939年9月之能夠。此時，國會藏書樓西方部定額只能聘請四位華人，分辨為王重平易近、吳光清、房兆楹、朱士嘉，劉求學密斯是在兒子周歲后，才前去該部兼職以補助家用。
（三）
現實上，手札集註釋第1頁編錄的信函是1941年3月29日王重平易近在上海所寫。下款“躲暉師長教師”即為了避人眼目，特地用了胡適的別名；“俞公”者非指小我，應為公民當局教導部，所“惠贈三令嬡”即教導部撥付國立北平藏書樓（以下簡稱“平館”）善本書運美所需支出；“應帶行裝”即3月12、13兩日轉運大公共租界中的平館甲、乙兩庫善本書，此時正在遴選、編目、裝箱；“惟俞公先容信尚未到”則指出口所需海關允許證或訓令，由財務部（或教導部）簽發，憑此向江海關（即上海）申報予以放行。
1938年頭，袁同禮就開端斟酌將寄存在上海的善本精槧運往他處。就筆者所知，昆明和噴鼻港曾接踵作為估計目標地，但限于各種客不雅原因未能完成。1940年3月30日，汪偽當局在南京成立，漸有發出各地租界的動議，且遠東局面進一個步驟好轉，促使袁同禮決議在平館南運善本中遴選精品并運往美國，暫存國會藏書樓。同年11月15日，袁同禮給胡適發電報，告訴善本運美已獲公民當局教導部批准，請其就近與美國國務院溝通詳細事宜（胡適留念館HS-JDSHSE-0401-089），這是筆者所知最早胡適參與此事的記載。
1940年11月15日袁同禮給胡適的電報
翌年，胡適在日誌（臺北聯經，2009年）中有如下相干記載：
1月6日，“到內部，與Hornbeck、Hamilton、Adams、Dr. MacLeish、子文，同商上海古書事。”（89頁）
1月18日，“往看國會藏書樓館長Archibald MacLeish，久談。與A. W. Hummel談。與王重平易近、吳子明兩人談。”（92頁）
1月29日，“明天上午往內部與S. K. H.磋商上海存書的事。”（95頁）
2月1日，“到國會藏書樓，與Archibald MacLeish & A. W. Hummel，磋商上海存書的事，決議由我派人往作一次實地勘探。王重平易近兄來談，決議他往上海。” （95頁）
2月2日，“為重平易近事寫信幾封。”（95頁）
2月3日，“明天重平易近動身。”（97頁）
此中，Archibald MacLeish即國會藏書樓第九任館長麥克利什，吳子明即吳光清，曾任平館館員，時與王重平易近同在該館西方部擔任中文圖書的編目任務。S. K. H.即Stanley K. Hornbeck，通譯為亨培克，時任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的特殊參謀，胡適的老友。
（四）
前去上海打點善本書運美的顛末，王重平易近曾作一陳述，收錄在手札集第9至10頁，聯合5月19日他寫給胡適的信，古人可以年夜致清楚此中的曲折。但在此之外，仍有相當多少數字的舊史料并未進進相干研討的視域之中。沈津師長教師編著的《顧廷龍年譜》（2004年），所用主要史料——“顧廷龍日誌”不只記載了3月29日袁同禮分開上海奔赴噴鼻港，更對王重平易近在滬上的行跡多有著墨。筆者將其主要者抄寫如下——
3月16日，“袁同禮來，述其將游美，北平藏書樓館務由王重平易近掌管。”（171頁）
3月23日，“晚，宴袁同禮、徐森玉、王重平易近、劉重熙、浦江清，邀葉景葵、潘博山、潘景鄭陪。”（172頁）
3月29日，“袁同禮來辭行，先返噴鼻港一行，辭氣間有怨言。”（173頁）
4月9日，交流“王重平易近來閱書未竟，約下禮拜再來，贈《敦煌殘卷跋尾》第小樹屋二輯。”（174頁）
4月17日，“午后，王重平易近來，同往圣約翰年夜學藏書樓訪王年夜隆。”（176頁）
5月2日，“晚應徐森玉招飲，座有葉景葵、潘博山、吳湖帆、王重平易近、鄭振鐸、張珩、李玄伯、蔡季襄。”（179頁）
此中，“辭氣間有怨言”一語，應指袁同禮與平館委員會各委員就本身赴美爭奪美國粹術界、藏書樓界支援，并改由王重平易近回國掌管館務等題目上發生的宏大不合和反復周折。此事至為復雜，簡言之，固然袁同禮取得了時任“中心宣揚部”部長王世杰的初步支撐、公民當局教導部的批准，但傅斯年、任鴻雋、周詒春等平館委員會委員則果斷否決（《傅斯年遺札》，2011年，第二卷1153-1157頁）。胡適作為該會委員之一，對袁同禮試圖赴美的立場極為要害，但是以現有的史料，尚無法得出明白的結論。但有一點可以確定：胡適積極支撐平館善本書運美暫存，不然不會在美遍地聯絡并“小我供應資斧，派重平易近歸國一行”（手札集，第9頁），這與任鴻雋等人的猜忌立場（《胡適交往手札選》中冊，2013年，763頁）判然不同。恕筆共享空間者揣度，胡適固然沒有明白表現支撐袁同禮赴美，但也沒有公然否決，他極有能夠持兩可立場。除此之外，自1940年起王重平易近就不竭向袁同禮表達激烈的歸國辦事意愿，后者設定其接替本身掌管館務盡非姑且的強迫號令，兩人極有能夠告竣了某種讓步。
1941年4月8日，噴鼻港，袁同星期訪時任中華教導文明基金董事會董事的顏惠慶，“告訴將于六月出發往美，并談與圖書委員會、申君之間的誤解”（《顏惠慶日誌》，1996年，第三卷331頁）。此中“申君”應是編譯者錯譯了英文原稿中Clarence L. Senn（孫洪芬）的名字。4月16日至18日，該董事會在噴鼻港召開年度會議，平館作為該會與公民當局教導部合辦的主要工作，其館務近況、經費預算、人工作況均須在年會上陳述并經過議定。4月26日，平館委員會也在噴鼻港召開。顛末這兩次會議，袁同禮赴美的打算被徹底採納，所幸在他、徐森玉和錢存訓三位先輩的通力協作下，平館善本古籍一百零二箱在承平洋戰鬥迸發前運抵美國，并在王重平易近的監視下，國會藏書樓擇其非館躲版本拍攝了縮微菲林，這無疑是抗日戰鬥時代中外學術界的一年夜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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